風起南國，潮涌珠江。

　　在全國率先制定《自主創新促進條例》；深化省部院產學研合作；原始創新能力躋身國內第一梯隊；發明專利授權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等指標穩居全國第一……

　　炎熱的7月，比天氣更熱的，是1億南粵父老的心。不久前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廣東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自主創新再上新臺階的經驗做法，備受矚目，振奮人心。

　　7月13日，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再傳佳音：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低端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從科技領域放眼全局，廣東深化新一輪體制機制改革，增創科學發展體制新優勢的“大棋局”可見一斑。

　　“改革是廣東的根、廣東的魂。廣東取得今天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市場取向的改革所形成的體制競爭力。如今，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躲不過、繞不開，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不久前的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為這輪改革作了深刻注腳。

　　2008年以來，廣東四年召開三次推動體制改革的工作會議；大部制、行政審批、富縣強鎮、省直管縣財政、培育發展和規范管理社會組織等一個個重大改革創新再領風氣之先。

　　體制機制的“軟實力”，轉化為轉型發展的“硬實力”：繼去年率先跨入中上等收入國家（地區）水平后，廣東今年繼續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預計上半年全省實現生產總值26659億元，同比增長7.4%；完成民生支出1789.3億元，同比增長12.2%。特別是，轉型升級取得新突破，自主創新能力持續提升，預計上半年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達1.95萬億元，同比增長15%。

　　讓越位的歸位：推動行政職能“減、放、轉”，不該管的少管、不管

　　——“沒有革自己命的決心和勇氣，就難以突破與科學發展、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政府部門權力利益格局，難以闖過改革的‘深水區’。”

　　2009年夏秋之交，正是嶺南大地碩果累累的季節。

　　一項被外界稱為“石破天驚”的改革，從改革開放的“旗幟”深圳和“標兵”順德引燃——深圳探索職能有機統一、功能定位準確、部門數量精干的大部制，政府部門由46個精簡為31個，涉及的600多項行政審批事務減少近200項；順德原有的41個黨政機構，經過“合并同類項”瘦身為僅16個。

　　這種變革，深圳市民“春江水暖鴨先知”。新成立的市場監管局，統籌了原工商局、質監局、食藥局、知識產權局，以及衛生局的餐飲監管職責。5個“大檐兒帽”合成一個“大檐兒帽”，一個窗口對外。部門減少了，效率提升了。

　　“大部制帶來的化學反應越來越明顯和活躍，解決了以往黨政重復決策等問題。”順德區委書記梁維東也興奮地說：“行政效率大大提高，房地產租賃審批從原來的15個工作日縮短為1個工作日，宅基地審批從24個工作日縮短為10個工作日。”

　　其時，廣東已處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

　　“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性、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出現停滯和倒退，甚至斷送已經取得的發展成果。”

　　“市場化改革不到位、不徹底、不規范，與政府職能越位、錯位、缺位同時并存，轉變政府職能的問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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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年底的全省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干部們你一言，我一語，解剖麻雀。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廣東清醒地認識到，新一輪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大部制為突破口，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逐步解決政府經濟調節越位、市場監管缺位、社會管理錯位、公共服務不到位的問題。

　　政府不該管的，盡可能少管、不管。廣東拿出“三把刀”：“減”、“放”、“轉”。特別提出在“減”上下功夫，“切實清理、壓減行政審批事項，加大力度向市場放權。”

　　數據顯示，2008年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以來，廣東省政府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570項，向地市下放107項。各地市平均取消審批、備案事項約160項，占25.5%；平均有逾六成事項實現網上辦理，10%的事項推行了并聯審批。

　　例如，廣東教育部門取消對中職學校開設新專業的核準，改為備案管理；人社部門取消了引進國外技術、管理人才項目審核，為人才引進打開方便之門。中山市經過5輪行政審批改革，審批事項從原來的1404項削減至349項，市級設定的審批事項已全部取消。

　　7月17日，廣東又公布了2012年行政審批改革第一批目錄，明確取消行政審批事項179項，轉移55項，下放115項。這次列入清理范圍的有1120項，涵蓋了擁有行政審批權的所有54個部門。要求明年上半年前基本完成，屆時，各部門的“權力清單”將大大縮水。

　　政府自身的改革，實際上是自我“削權”，勢必要“動一些人的奶酪”，引起巨大的改革阻力和利益反彈。

　　龍年新年頭上，有媒體曝出：外企茗莎公司準備落戶廣東，但10多個部門的一個個公章，如同一道道坎橫在企業面前，注冊近一年仍未成功。

　　“如果說20年前小平南巡解決的是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問題，那么本輪改革則是要突破既有的部門權力和利益格局。”廣東省社科院院長梁桂全一針見血。

　　“沒有革自己命的決心和勇氣，就難以突破與科學發展、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政府部門權力利益格局，難以闖過改革的‘深水區’。”省長朱小丹態度鮮明，決心堅定。

　　廣東抓準“牛鼻子”，制定實施了《市廳級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落實科學發展觀評價指標體系及考核評價辦法》，把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轉化為可考核的客觀標準，并與干部管理使用和領導班子建設掛鉤，“讓善于改革的人上，讓不善于改革的人下”。

　　有了這個“指揮棒”，干部們更有底了！4月，在相關部門的重視下，茗莎公司終于通過了企業材料審核關，完成了東莞分公司的登記落戶。

　　讓錯位的正位：深化社會領域改革，加大向社會轉移職能力度，形成政府、社會互補互動的治理新格局

　　——“舍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于讓社會組織接力，凡是社會組織‘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給它們。”

　　發展起來了的問題，不比不發展的時候少。

　　2011年7月14日上午，增城“6.11”事件之后一個月，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代表省委、省政府宣讀新出臺的《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他說，改革開放使經濟基礎發生劇變，傳統“計劃式”的社會治理結構難以適應時代發展，單純依賴政府，造成了很多社會治理的缺位、真空，“經濟和社會‘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流弊甚重。”

　　接長社會這條“腿”，形成政府行政職能與社會自治功能互補互動的治理新格局，首先要敢于把政府手上那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職能，“轉”出來讓社會組織“接力”。

　　在廣州，從海珠區政府出資200萬元，向啟創社工服務中心購買了3條街道和兩所中學的青少年服務項目起步，到2011年，市、區（縣級市）財政用于政府購買服務的投入高達7635萬元，服務范圍涉及家庭服務、長者服務、殘障康復、勞動就業、社區自治等領域。

　　目前，廣東明確交給社會組織的職能達130余項，11％的社會組織承接了政府轉移的職能，9％的社會組織有政府購買服務。僅2011年，全省性社會團體共承擔政府委托、轉移的職能394項，獲得政府補助1.25億元。

　　政府原先職能的空白，也要敢于讓社會組織“填補”。

　　去年8月5日，東莞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松綁”——可直接申請登記，不再尋找業務主管單位做“婆家”。隨后的10月1日，熱心助學20多年的企業家張坤接到通知，其期盼已久的“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終于獲批成立。

　　截至2011年底，廣東在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共有30535個，從業人員42萬多人。然而，社會建設的起步階段，社會組織發育不成熟、不完善。廣東省政協的調研顯示，目前能夠承擔政府轉移職能的社會組織僅占15%。

　　對此，廣東當政者的態度是：培育、扶持社會組織，讓它們“在游泳中學會游泳”。“舍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于讓社會組織接力，凡是社會組織‘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給它們。”

　　改革中，廣東各地很多部門被“并”掉了，“簡”沒了，社會工作委員會是唯一新增的部門。目前，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以及121個縣（市、區）全部設立社會工作機構。

　　廣東省社工委一經成立，就牽頭制定了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7+1”文件；力爭到“十二五”末，每1萬人中有5個以上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達到常住人口的10%，即約1000萬人。

　　廣東立項由財政出錢，建立社會組織孵育專項資金。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市南海區等紛紛探索建立社會組織孵化基地，其中廣州市的孵化基地已有19家社會組織進駐。

　　“我們的注冊資金只有3000多元。”小慧所在的珠海市香洲區梅華街道悅城社區友愛互助中心，于今年2月份由居委會發起成立。換作幾年前，她不敢想象，社會組織要登記注冊，“門檻可以這么低”。

　　眼下，廣東正著手建立社會組織等級評估制度，已評估省本級和廣州的社會組織313個；80％以上的社會組織已建立相關誠信自律制度。

　　讓缺位的到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使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加快建設幸福廣東

　　——“向市場、向社會放權的目的，是為了把自己該管的管優、管好，建設服務型政府。”

　　“真是松了一口氣，不僅患者得實惠，醫生再也不用‘搞創收’了！”惠州市汝湖衛生院院長王群雄的話，講的是當地醫改中，由政府財政給基層醫院“兜底”，并且實施績效工資的好處。

　　像惠州一樣，截至去年9月底，廣東全省所有政府舉辦的基層醫院已打破自找飯碗、以藥養醫，實現財政供養，回歸公益性。改革后，基層醫務人員收入普漲30%，群眾看病貴明顯緩解，一般診療自付低至3元。

　　政府向市場、向社會放權的目的，是為了騰出手腳，把自己該管的管優、管好，建設服務型政府。

　　根據經濟學有關觀點，人均GDP突破7000美元，是經濟收益階段和生活多樣化階段的分界點，又是“收入—幸福關系曲線”的拐點。

　　“如果錯誤地把發展手段當成了目的，就會偏離為人民謀幸福的初衷，導致人民難以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有的甚至會損害群眾根本利益。”隨著認識的深化，“幸福廣東”作為執政目標，已經成為廣東科學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

　　“十一五”時期，廣東一系列圍繞民生福祉的舉措穩步推進。財政民生投入5年累計近1萬億元；2011年，全省財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達4233億元，占支出總額的63%。其中，投入352億元支持“十件民生實事”，帶動全省各級財政投入超過千億元。

　　欠發達地區雖然財力有限，幸福建設卻不輸人后。“一個帶有大片農村的特區”，是汕頭市委書記李鋒對汕頭的清醒認識。為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汕頭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一政策、統一標準、統一待遇。

　　在粵西，湛江市率先將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并軌”，并引入商業保險機構參與服務管理，力求破解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難題。在粵北，韶關市不遺余力投入教育，連續多年教育支出實現兩位數增長，已成為韶關市第一大公共財政支出。

　　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0年間，建設幸福廣東綜合指數，珠三角地區年均提高0.85個百分點，粵東西北地區年均提高0.36個百分點。

　　廣東還在能力所及范圍內，為2700萬外來務工人員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務：每年投入80多億元，讓339萬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享受義務教育；去年，有近18萬名外來務工人員通過積分入戶廣東。

　　廣東力爭到“十二五”期末，全面建立統籌城鄉的基本醫保，基本醫保參保率達98%；使城鎮低收入家庭（包括最低收入的特殊困難家庭）住房困難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努力使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原載《人民日報》7月22日01版）